《燕几图》的组合之法，显示了宋代文人的巧思妙趣，是其燕闲生活中富有情趣的“智者之变”，也是当时文人式艺术设计方法的典型反映。这也使得《燕几图》成为中国家具史上第一部组合家具的设计图。
 
邵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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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晓峰，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的“首届江苏青年社科英才”、江苏省政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学术领军人才。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苏省青联常委、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社科联理事、江苏省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大学中华图像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燕几图》：第一部组合家具设计图
宋代几丰富多彩，除了传统的凭几外，还有茶几、花几、香几、榻几、炕几、桌几、书几、足几、燕几（宴几）等。几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专名，如燕几，“燕”通“宴”，故燕几即宴几。
燕几源自唐人宴请宾客的专用几案，其特点是可随宾客人数而分合。北宋范成大《晓自银林至东灞登舟寄宣城亲戚》诗曰：“凝香绕燕几，安知路傍情。”燕几的形象可见于北宋文人黄伯思著名的《燕几图》。黄伯思（公元1079~1118年），字长睿，号云林子，邵武人。博学多识，能书善画，是古文字名家，曾奉诏集古器考定真伪。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官至秘书郎，但数年后去世，年仅四十。在李纲为其所写的墓志中说他对于经史百家之书、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通。又好古文奇字，熟悉钟鼎彝器的款式体制。著有《东观余论》、《古器说》。《书录解题》载黄伯思《博古图说》十一卷，记载各种器物五百二十七，印章四十五，后来人们修《博古图》时多借用之。
图1 南宋《燕几图》

因黄伯思卒于北宋徽宗初年，但《燕几图》（图1）自叙中说此书成于绍熙甲寅十二月丙午，即南宋光宗五年（公元1194年），这并不符逻辑。如绍圣（北宋哲宗年号）误作绍熙，则绍圣四年起于甲戌，尽于丁丑，其中并无甲寅年。往前算，甲寅为北宋神宗熙宁七年；往后算，甲寅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都与黄伯思的生平无关。另外，伯思字长睿，而《燕几图》自序末题：“云林居士黄长睿伯思序。”这里以字为名，以名为字，全部颠倒，难合常理，也许是南宋人假托伯思大名而撰。然而，作者署名的问题并不影响《燕几图》在家具史以及图像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燕几图》原理是先以边长为尺的正方形为基本模数，形成三种长方形的桌面：第一种大桌面面积为7平方尺（1.75尺X4），可坐四人，共有2张；第二种中桌面面积为5.25平方尺（1.75尺X3），可坐三人，共有2张；第三种小桌面面积为3.5平方尺（1.75尺X2），可坐两人，共有3张。桌高均为2.8尺。由于大、中、小三种桌面共7张，作者命名为“七星”，图1中的①即为这一“七星”桌面。
以上三种桌面能灵活变化为25种形式，如：大、小长方形桌（横竖不同格局）；长案形桌（横竖不同格局）；大、小方形桌；凹字形桌（横竖不同格局）；T字形桌（横竖不同格局）；门字形桌（横竖不同格局）；山字形桌（横竖不同格局）；坛丘形桌（横竖不同格局）等。还能演化多达76种格局，各种格局也有名称，如“屏山”、“回文“、“斗帐”、“函石”、“虚中”、“瑶池”、“披褐”、“悬帘”、“双鱼”、“石床”、“卐”、“金井”和“杏坛”等，可谓变化多端。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宾朋多寡，杯盘丰约”的实际情况以及室内空间的具体大小来作丰富的组合变化（见图1中的②～⑩）。在有的格局中，还处理成将桌置于四周而使中间虚空的形式，虚空处摆放“烛台”、“花斛”、“香几”和“饼斛”等（见图1中的⑤与⑥）。这些几可以根据需要，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长能方，既能单设，也能拼合，实可谓运用自如，变化多端。其摆放方法，讲求规律与法则，如同今日之组合家具。
对于自己设计的燕几，作者说：“以之展经史，陈古玩，无施而不宜，宁不愈于世俗之泥于小大一偏之用者乎？”“其几小大凡七，长短广狭不齐。设之必方。或二，或三，或四五，或六七，布置皆如法。居士谓宾客之多寡，杯盘之丰约，以为广狭之则，为二十五体，变四十名。又增广七十有六，燕衎之余，无施不可。斯亦智者之变也。”《燕几图》的组合之法，显示了宋代文人的巧思妙趣，是其燕闲生活中富有清趣的“智者之变”，也是当时文人式艺术设计方法的典型反映。这也使得《燕几图》成为中国家具史上第一部组合家具的设计图。
 
《蝶几图》与《匡几图》中的几
图3 《蝶几图》中的组合2

图4 《蝶几图》中的组合3.

图5 《蝶几图》之透视图

后世著名的《蝶几图》与《匡几图》也可能受到《燕几图》的影响与启示。
明代万历丁己年（公元1617年），江苏常州人戈汕撰写并绘制的《蝶几图》（图2-图5）也是一部组合家具的设计图，与《燕几图》有异曲同工之妙。鉴于《燕几图》在宋元明时期的知名度，《蝶几图》有可能是受到了《燕几图》的启发。细查《蝶几图》的一些命名，如“斗帐”、“屏山”、“石床”、“双鱼”，这些在《燕几图》中也有。然而，与《燕几图》中的长方形基本形制不同，《蝶几图》的设计原理则是以斜角形为基本形制，具有两只长斜，两只右半斜，两只左半斜，一只闺，四只小三斜，两只大三斜，以上六种斜形桌面共13只，可组合成八类（方类、直类、曲类、楞类、空类、象类、全屋排类、杂类），共计130多种形式的组合之法。《蝶几图》变化多样，“随意增损，聚散咸宜”，“时摊琴书而坐，亲朋至藉觞受枰”。
设计出《蝶几图》的作者戈汕，字庄乐。据载，他“能书善画，尝造蝶几，长短方圆，惟意自裁，垒者尤多，张者满室，自二三客至数十俱可用。”戈汕的这种尝试显然是一种具有文人自娱自乐性质的、颇具巧思的家具设计与制作案例。
《匡几图》的作者则不详，学者朱启钤先生在其《重刊燕几图·蝶几图·附匡几图》中如此阐释：“……近通州张叔诚出所藏小漆阁二具，见示木胎金髹，张之为多宝阁，敛之成一匡箱，卯想衔，不假铰链之力而解合自然牢固，诚巧制也。器无定名亦不知出于何代工巧之手，……惟器背面画有图解朱文漆书有‘一匡居中、八匡左、五匡右’等字，因名之曰匡几，字义与形式殊似也。”《匡几图》中的匡几“不假铰链之力而解合自然牢固”，可以被收作一个匡箱。可见其功能与价值可媲美于《燕几图》、《蝶几图》。对于《燕几图》《蝶几图》与《匡几图》的异同与关系，朱启钤先生认为：“燕几用方体以平直胜，纵之横之，宜于大厦深堂：蝶几用三角形以折叠胜，犄之角之，宜于曲栏斗室。匡几以委宛胜，小之可入巾箱，广之可皮万卷，若置于燕几之上，蝶几之旁，又可罗古器供博览，卷之舒之无不如意，三者合而功用益宏……”
总的来看，《燕几图》《蝶几谱》《匡几图》与汉代有些漆奁的精巧设计一样，具有巧妙的构思，使用简洁的主要元素，可以进行组合与叠加，均可视为标准化、模数化设计思想在传统手工时代的实际运用，由它们展示出来的卓越观念对于我们今天的艺术设计来说不无启发性。
 
寄寓“乞巧”之七巧桌（参考图6）
七巧桌构思巧妙

《燕几图》《蝶几谱》《匡几图》虽然设计巧妙，可惜的是没有实物留存下来，所幸苏州留园揖峰轩陈设的制作于清代中晚期的红木七巧桌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脉设计线索的实物承载。这套组合家具长140厘米，宽70厘米，高82.5厘米，由一方桌、一张桌面呈平行四边形的桌以及五张大小不同的三角形桌组合而成。它们的桌面嵌以大理石来装饰，下部的踏脚运用了“冰裂纹”的构造，使这组七巧桌的视觉变化显得更为丰富，也呈现了苏作家具出色的工艺特色。它们位于揖峰轩室内大间的中央，分作两组构成，每组上各另设一个桌面罩，罩面上刻有棋局，一为围棋局，一为象棋局，以备弈棋所用。当人们移开桌面罩，下面桌子如同七巧板，可根据需要进行拆拼，可聚可散，或用于啜茗小叙，或用于户外焚香拜月。留园揖峰轩内正是多了这一组具有巧思的七巧桌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也使得我国古代流行于民间的“乞巧”活动与家具设计发生了关联，因为“七巧”正源自“乞巧”。 
所谓“乞巧”，即“乞求智巧”，乃中国旧时风俗，源于汉代。这一风俗流行于大江南北，在农历七月七日夜（或七月六日夜），穿着新衣的少女们在庭院向天上的织女星乞求智巧，故称为“乞巧”。东晋时，葛洪《西京杂记》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这是目前古代文献中所见关于乞巧的最早记载。唐代和凝《宫词》中的“阑珊星斗缀蛛光，七夕宫嫔乞巧忙”是当时乞巧风俗的生动写照。南宋时期，钱塘（今杭州市）人吴自牧在其所著《梦梁录》中记载，妇人阴历七月初七夜间向织女乞求智巧，谓之“乞巧”。或取小蜘蛛，以金银小盒盛之，次早观赏网丝圆正，名曰“得巧”。总之，古时各个地区的乞巧方式不尽相同，各有趣味。譬如，姑娘们穿针引线验巧，做小物品赛巧等。近现代的穿针引线、蒸巧馍馍、烙巧果子、生巧芽以及用面塑、剪纸、彩绣等形式做成装饰品亦是乞巧风俗的传承与延续。
就设计而言，前述的《燕几图》很可能一开始是受到唐代燕几的启发，因此燕几初以六为度，取名为“骰子桌”。作者的好友宣谷卿见后，颇为欣赏，并建议作者再增一几，合而为七，增加变化，如此成为七几，并命名为“七星”，它们可以按图设席，纵横排列，以娱宾客。这一设计奠定了以后七巧板、七巧桌的雏型。由此可见，民间朴素的智慧在文人的益智造物活动中得到了精神的升华。
另外，北京颐和园佛香阁也藏有清代七巧桌的实物，其下部也具有“冰裂纹”的构造。香港也藏有一件清中晚期制作的红木镶瘿木七巧桌，该桌做工精致，桌面镶瘿木，花纹绚丽。拼接后的七件桌子的桌面交接处可谓是严丝合缝。每桌桌面凡锐角处，其腿足亦随形而做，足部相联处具有“冰裂纹”的构造。在整体上，这套七巧桌的造型与装饰和谐统一，古朴典雅，弥足珍贵。
局编，北京出版社